<h3> 2019年3月21日是我们敬爱的父亲施雅风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父亲离开我们已有八载，随着岁月的流逝，时光的离去，徒增我们对父亲的怀念。</h3> <h3><b>出身农家：求学求实走向革命</b></h3> <h3><font color="#010101"> 1919年3月21日，父亲出生在江苏省海门县新河乡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1931年当父亲进入初中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在班主任陈倬云等教导下，激发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地理知识的爱好。</font></h3> <h3> 1934年15岁时，父亲在《江苏学生》杂志以《理想的江苏学生》发表的文章中提出：要以 “以爱国的精神、救世的大志成就一切”。</h3> <h3> 高中二年级时，地理课本为著名地理学家张其昀编写，了解到地理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就从那时候起，父亲已立下志向：今后一定要当一个优秀的地理学家。</h3> <h3> 1937年高中毕业前的春假，父亲与祖母和伯父施成熙合影。</h3> <h3> 1937年考上浙江大学后正值七七事变，在天目山的禅源寺学习几个月后，金山卫沦陷，随浙大多次流亡西迁，流离颠沛。</h3> <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1940年初到贵州遵义安定下来。在竺可桢校长领导下，浙大立“求是”为校训，发扬求真、民主、朴实、勤奋的优良学风。在史地系张其昀、叶良辅、涂长望、任美锷、黄秉维、谭其骧等教授直接教诲下，受到良好的地理学专业训练。选定叶良辅教授为导师，完成《遵义南部地形》的毕业论文。该文经学校呈报教育部，被评为优秀论文；后经过浓缩，改名为《遵义附近之地形》，在《地质论评》 [10卷3-4期]上发表。</p></h3> <h3> 1940年在贵州桐梓地质实习，左起刘之远老师，蔡钟瑞，施雅风，杨利普，赵松乔。</h3> <h3> 1940年浙大史地系欢送第一届毕业生合影，前排老师:左1任美锷，左4张其昀，左5叶良辅，左6费巩，左8涂长望．三排左5施雅风。</h3> <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1944年秋天到重庆北碚（后迁南京）的中国地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为浙江大学组织编纂的《遵义新志》，撰写《遵义区域地理》篇章。从事成都平原调查研究。</p></h3> <h3> 1944年，遵义，浙江大学硕士毕业后，去重庆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h3> <h3> 1946年为了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处工作的需要，参加黄秉维先生组织的三峡大坝水库区淹没损失调查。调查结束后，参加野外工作的五人在南京合影（施雅风，前排右1）。</h3> <h3> 1947年在南京秘密参加共产党，冒着风险投入了党要求的情报工作。发动青年科技工作者成立《科学时代社》南京分社，组织地学工作者联谊会“反搬迁”，迎接解放。 1950-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南京与北京)任所务秘书，发起与筹备出版《地理知识》活动，施雅风写发刊词。</h3><h3><br></h3> <h3><br></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地理知识》（现《中国国家地理》）发刊词。</h3> <h3 style="text-align: left;"> 1950年2月，与母亲沈健结婚。</h3><h3><br></h3> <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1953年1月北京召开的中国地理学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父亲被选为理事。同年3月，从南京调至北京，从事中华地理志和中国地形区划研究。升职地理所副研究员。</p><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p></h3> <h3> 1955年参加青海湖地区科学考察中与勒沟争旦区长一家合影。后排右1陈梦熊，右3施雅风（照片由陈梦熊之子陈泽行提供）。</h3> <h3> 1954-1959年父亲兼任生物学地学部副学术秘书，参与地学方面学术组织工作。1956年参加全国第一次科学技术长远规划编制工作，任地学组秘书。在57项任务中主要参与撰写第一项中国自然区划与经济区划和地理学科规划。</h3> <h3><b>不畏艰险：大西北冰川创业</b></h3> <h3> 1957年父亲参加祁连山西段地质考察队，引发进一步研究冰川水源的愿望，而当时国内现代冰川研究仍处于空白状态。冰川所在人迹罕至的高寒自然条件与冰川活动可能产生的一些危险, 使多少人望而却步, 不敢去碰。父亲认为高山冰雪利用工作的进展, 不仅有着重大的经济意义，还将带动着一系列学科的发展, 甚至新学科的诞生。回京后书面报告中国科学院得到竺可桢副院长及秘书长裴丽生同意，批准成立专门冰川考察队。1958年聘请苏联专家指导，组织这个考察队对祁连山冰川进行考察。</h3> <h3> 1957年祁连山西段考察后去西南考察途中，外祖母突发急病身故，父亲赶回北京料理后事，全家合影。</h3> <h3> 1958年兰州赴祁连山考察出发前合影（前排右2施雅风，右3苏联专家道尔古辛）</h3> <h3> 1958年父亲（左）与队友在考察祁连山冰川时奋力攀登冰川谷壁（摄影道尔古辛）。</h3><h3><br></h3> <h3> 父亲组织完成的43万字的《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报告》于1959年初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冰川科学研究从无到有。</h3> <h3> 1958年至1959年父亲率队进行祁连山、天山冰川考察后，受到“反右倾”扩大化不公正的批判。尽管如此，当1960年国家经济极端困难，人员精减、机构组合无常的风雨飘摇之时，父亲没有动摇，坚信困难是暂时的，既然从事了一项有重要意义的事业，就要坚持下去。1960年7月毅然举家搬迁到兰州定居。与同事们同甘共苦，坚持冰川冻土研究事业创业。</h3> <h3> 1964年，父亲与刘东生先生一起率队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h3> <h3> 1964年父亲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作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报告。</h3> <h3> 组织西藏泥石流科学考察和科教电影《泥石流》拍摄。</h3> <h3><b>科学民主：襟怀坦白敢为人先</b></h3> <h3> 在几十年的科学研究生涯中，父亲始终保持着对理想的执着、对事业的热爱、对工作的责任心，坚持求真求实。他以共产党员和科学家的双重身份起伏在每一次政治风浪中。无论是“反右倾”扩大化，还是“文革”中九死一生，他都能从阴影中走出来，胸怀全局，坚持信念，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h3> <h3>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从野外被召回接受“批斗”，以后整整丧失了三年工作时间。 1968年在激烈批斗中受尽凌辱，曾以死抗争跳黄河，但入河波浪翻滚中醒悟，站立在沙滩上，被救上岸来。 1969年9月被解放。1970年下放所内设在康乐县景古乡的干校劳动半年。照片为父亲走出“牛棚”后的合影。</h3><h3><br></h3> <h3> 1972年10月，参加在兰州召开的珠穆朗玛峰考察总结会议（前排右2施雅风，右4刘东生）</h3> <h3> 1974～1975年，父亲带队进行喀喇昆仑公路巴托拉冰川考察，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准确地预报冰川进退（左1，施雅风）。</h3> <h3> “策马扬鞭”，父亲在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山帕苏村西南冰碛堰塞湖滨风化形成的怪石上。。</h3><h3><br></h3> <h3> 1977年秋，父亲在北京主持编制自然科学规划中地学学科规划，汇总为《1978—1985年全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纲要》。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参加规划的科学家（二排，涂光炽（左7）、叶笃正（左8）、施雅风（左9）。</h3><h3></h3><h3><br></h3> <h3>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党中央“全党动员，大办科学”的号召鼓舞人心，父亲非常激动，他克服”文革“造成的”负能量“，又怀着满腔热情投入到冰川冻土研究所建设之中。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首先抓人才培养 提升科研人员职称和待遇，选派一批中青年科技人员出国培养；重建与扩大天山冰川野外站；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冰川冻土科学走向世界。</h3> <h3> 1978年参加国际冰川编目大会，在瑞士阿列其冰川前，前排右2施雅风。</h3><h3><br></h3> <h3> 1980年，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上各国科学家合影（施雅风，3排右6）。</h3> <h3> 1980年，父亲当选学部委员，1981年任地学部副主任。1981年5月，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大会代表合影（3排右4施雅风）</h3> <h3> 父亲早年受李四光先生关于第四纪冰川著作的启发，产生研究冰川的憧憬和兴趣。上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得有去西部高山区长期工作的机会，积累起一些经验。1980年夏，他联合若干同志去庐山考察，从野外考察与实验室分析所得结果恰与李先生庐山冰川观点相左。本着实事求是、百家争鸣的精神，以理性怀疑的科学精神倡导开展庐山有无第四纪冰川的争论。父亲认为：因实践的局限性而产生认识的片面性是任何一位学者所难免的。第四纪冰川是第四纪研究的一个特殊方面，由于已经消失，必须推理阐明；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不同认识，这在科学界应属正常现象。</h3> <h3> 1980年6月在庐山考察。左后Derbyshire，左前李吉均，右：施雅风</h3> <h3> 1982年10月在黄山第四纪冰川冰缘讨论会后合影。左1朱显谟，左3宋达泉，左4王乃樑，左5周廷儒，左6施雅风，左7李华章等。</h3> <h3> 1983年，父亲出席在阿拉斯加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冻土大会。代表中国积极与苏联、加拿大和美国代表团磋商，成为国际冻土协会的四个发起国之一。照片为苏、加、美、中四国代表合影（前排左2施雅风，后排左2程国栋）。</h3> <h3> 重建与扩大天山冰川野外站，并作为研究生培养基地，接待并陪同国际冰川学会组织的30多位各国冰川学家访问天山冰川站（前排左2）。</h3> <h3> 1985年父亲卸任领导岗位后，全力投入科研活动，先后主持“乌鲁木齐地区水资源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气候与海面变化及其趋势和影响”项目及国家攀登计划第二课题“青藏髙原晚新生代以来环境变化”。</h3> <h3> 1987年，负责“乌鲁木齐地区水资源若干问题研究”项目，在天池边合影。</h3> <h3> 1988年赴南极长城站考察，与考察队员合影。</h3> <h3> 1989年9月参加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第二次国际地貌大会（许世远（左）与施雅风（右）），作《青藏高原末次冰期与大冰期—反对M.Kuhle的冰盖假设》报告，正面否定Mathias Kuhle的青藏高原冰盖论假说。</h3> <h3> 1991年地学部主任、副主任小会，左起：叶连俊、施雅风、涂光炽、程裕淇、孟辉（孟辉提供照片）</h3> <h3> 1993年2～3月，父亲参加地学部组织“海平面上升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对策”考察。陈吉余（左1），施雅风（左2），武衡（左3）在广州附近海岸带考察。</h3> <h3> 1993年5月，青藏高原攀登计划项目，父亲骑马去贡嘎山海螺沟冰川考察。</h3> <h3> 1995年9月，地学部组织的西北水资源考察组赴甘肃河西及内蒙古额济纳旗考察（左3吴传钧，左5施雅风，左6陈梦熊，左7张宗祜，左8李吉均）</h3> <h3><b>耄耋之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b></h3> <h3> 耄耋之年，父亲以敏锐的洞察力提出《中国西北气候由暖干向暖湿转型》，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h3> <h3> 2002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气候变化大会的休息期间和外宾交谈（施雅风，右2）。</h3><h3><br></h3> <h3> 气候变暖使受季风影响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夏季降水特别是暴雨增多，是引发长江洪水频次增高的主要原因，而洪水成灾规模和受损程度也与人类活动因素影响有关。2002年初冬，父亲以83岁高龄率队长江中游地区考察（施雅风，左3）。</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p> <h3> 年近90岁时，父亲主持的《中国第四纪冰川与环境变化》和《中国冰川目录》分别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照片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与环境变化》主要编写人员合影（施雅风，前排左2）。</h3> <h3> “年衰未敢忘忧国，切忌茫然度春秋”。老年的父亲一直拿这两句话激励自己。他热爱祖国，忧国忧民，对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多次大声呼吁要加强民主和法制。</h3> <h3> 1988年3月，北京，与浙大老同学合影。后排左起：许良英，施雅风，黄宗甄，吕东明（好友，参加革命的引路人）。</h3> <h3> 1989年3月，时任统战部长的阎明复同志召集座谈并听取意见。</h3> <h3> 1993年3月原南京地下党情报系统部分同志在夫子庙留影。尚渊如（右4），卢伯明（右6），施雅风（左1）。</h3> <h3> 1997年，父亲联合其他院士完成《我们关于制止贪污腐败，深化体制改革意见》一文，向领导谈了一批老年知识分子的忧虑心情，希望按正常渠道反映这个意见。</h3> <h3> 2001年5月，与李普夫妇（左1，左2，1946年为父亲指引革命道路），李锐夫妇（左3，左4），张哲民（左5，浙大校友，父亲晚年知心朋友）在北京小聚。</h3> <h3> 2009年10月，父亲向总理建言“加强基层民主选举，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注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使得污染尽量少一些”，为国家的发展献计献策。</h3> <h3> 2010年3月，父亲在竺可桢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会上大声疾呼：发扬科学创新能力与民主精神, 这样才能涌现大量科技创新人才！（洪一新摄）</h3> <h3> 2010年秋天父亲在病重期间，专门从医院请假参加南京地理与湖泊所70周年所庆暨周立三院士铜像揭幕仪式（右3），作了最后一次发言，希望年轻科学家德才兼备，抵制社会不良风气，不搞权钱交易，杜绝学术腐败。</h3><h3> 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在病床上完成与年青人合撰的《中国第四纪冰川新论》的审稿。出资建立科学基金，以表彰和奖励为冰冻圈科学作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h3> <h3><b>言传身教：父爱如山永远怀念</b></h3> <h3> 在我们的记忆里，父亲始终感念他的师长、领导和共同创业的同事。他写过近50篇文章,纪念其从初中起,主要是大学时的老师、同辈杰出学者、以及老领导、革命家和冰川冻土所同事的纪念文章，特别对地理学与气象学一代宗师的竺可桢院士尤为敬重。为使科学民主精神薪火相传，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加强合作，造就科学与民主的氛围，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为提携后人扩大影响，他亲自写文章宣传中青年科学家的科学成就，培养出多个杰出人才和领军人物。</h3> <h3> 在我们的记忆里，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父亲和母亲都风雨同舟，相濡与沫, 互敬互爱。父母结婚近60年, 没有见过父亲对母亲红过脸吵过架，如有争执,父亲总是让着母亲。母亲生病住院时，父亲一早就去医院看望，陪着母亲说笑，走时亲吻母亲，鼓励母亲战胜病魔。母亲去世后，父亲又在他和母亲下放过的甘肃康乐县设立沈健女士奖学金，资助贫困地区女生 上进。</h3> <h3> 2005年春节假期，漓江游船上的父亲母亲。</h3> <h3> 在我们的记忆里，父亲为人善良，从不和我们发脾气。三年困难时期物质匮乏，一点荤菜父母亲都让给年幼的我们，一块骨头父母互相推让的情景至今让人难忘；没有暖气的兰州，父亲冬天常穿一双毡鞋看书，身披大衣，忍着饥饿,在寒冬的夜晚挑灯夜读；父亲的言传身教让我们懂得了知识的力量。</h3> <h3>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时时勉励我们要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总结经验。在文革后期，父亲几次分别去看望在农村插队的我们，鼓励不放弃理想，坚持努力学习，在困境中成长。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您一生中对我们的言传身教，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我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严格要求自己，兢兢业业工作，诚诚实实做人。</h3> <h3> 在我们的记忆里，父亲不但热爱事业，也热爱生活。尽管他工作繁忙，小时候只要有空就带我们去北京的颐和园和兰州的五泉山公园玩。等我们有了孩子，他又喜欢和孙辈们一起爬山、踏青。他从不将个人意志强加于子女，父亲这种民主的作风，使我们家里充满和谐的气氛。</h3> <h3> 父亲虽早年离家，事业有成后仍不忘养育他的家乡父老。父亲晚年在家乡树勋中学建立以祖父母名字命名的奖学金，在资助贫困学生的同时纪念逝去的父母。他拜访家乡的亲友，组织编写家谱，让普通农民占大多数的优良家风代代相传。</h3> <h3> 父亲虽然离开我们8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地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怀念父亲，不仅是因为他养育了我们，更重要的是他做人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记忆。他爱国求实、追求真理的精神和科学民主的思想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发扬！</h3><h3><br></h3>